郭凯 经济学者

正在希腊，还有被称作“欧猪五国”(欧盟5个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开头字母的简称“PIIGS”和Pig相近，因而得名)发生的事情，或者更危言耸听一点的说债务危机，让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忍不住看了看自己。

毕竟这些都是欧元区的国家，就在不久以前他们还被当作是牢不可破的。如果债务危机能发生在这些国家身上，那同样的事情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身上。

在西班牙等国，财长一级的官员纷纷出面表态：我们不是希腊，我们的债务要比希腊低得多。

美国的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人，也十分迅速地把希腊的债务危机和美国在未来数十年将持续走高的债务做类比，论证美国千万不能成为今日的希腊。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文称：我们不是希腊，因为美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且经济增长的潜力不错。

中国的近邻日本，债务比例之高，超过所有前面这些提到的国家，政府债务达到GDP的百分之两百。日本人也在论证：我们不是希腊，因为日本人没有外债，而且日本政府借钱的利息接近于0。

国内也有很多人把中国的情况和希腊做类比，特别是2009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积累起来的债务。这些债务，不仅可能数量巨大，根据各种估算，地方政府总的负债在几万亿到十万多亿，而且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债务极不透明。

希腊的债务，虽然玩了一些花样，但有心人花点时间，还是能从公开信息中大致估算出总的数量、期限、利率等信息。而中国地方政府以及所属的融资平台欠了多少债，用在了什么地方，不可能看得明白。这些不透明的债务，可能占到GDP的多至20%~30%；加上那些公开的中央政府的债务，又是20%；再加上计在资产管理公司头上的几大国有银行改制的成本，又是10%；再算上中国养老体系空账运行的资金缺口，随随便便可能又是30%的隐性债务。把这些明的暗的债务算在一起，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就可以达到GDP的80%甚至更多。所以，不免就有了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希腊的问题。

作为一种担心，这个问题不是空穴来风。从历史上看，哪怕最近30年的历史，中国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很紧急的时刻。很多人现在都不记得，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曾经两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过贷款，这和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贷款，后来巴西的贷款，以及最近希腊的贷款都是同一种贷款——除了钱，还有其他附加条件的。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更经历了一场慢性的债务危机。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不仅成为财政的巨大包袱，更借下了巨额的债务，当时几乎让中国的银行体系和整个经济濒临绝境。中国解决那场危机的方式包括：出售国有资产，其中很大一块是土地；自我免除债务，这主要体现为让工人下岗，不再提供过去隐性承诺的养老和医疗；借新债还旧债，现在仍然在资产管理公司账上的数万亿债券，就是一个明证。

但是，让中国真正走出那场危机的，还是经济增长，那场危机所引发的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后来的银行改革，让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可能。存量的债务，在高速的经济增长面前，几年之后就不再那么吓人。

对中国不透明的政府债务的担心是完全正确的，但我还是想说：中国不是希腊。

和日本一样，中国没有什么外债，事实上，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和美国一样而和欧元区不同，中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调整币值可以成为应对债务的一个手段；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债务比例并不算高，也没有结构性的赤字。

最重要的是，中国还有太多没有完成的改革。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欠下的大量债务其实体现了中国需要的改革—— 一个对经济有着无孔不入影响的政府，一个仍然看着政府眼色配置资源的银行体系，一个始终存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张力的财政体系，一个仍然没有太多权威的金融监管体系，一个缺乏足够透明度和监督力的决策过程。

中国不是希腊，因为中国欠下最多的，仍然是未尽的改革，而不是那些静态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