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话题 | 盗墓行业的秘密:这行业的水太深了 |
房旅会员 | 发表于 2011-04-27 09:26:17 查看:36407 回复: 7 | 楼主 | ||
盗墓不像跑江湖,倒像大生产,全民大干快上,背后却有完整组织系统。相比于技术,更重要的是人脉。
盗墓就像种庄稼,挖个洞下去,然后把东西取出来,就这么简单。 盗洞要回填,不能影响农民种地,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亲兄弟、父子不一起盗墓,但堂兄弟、甥舅却可以。 盗墓者只是整个行业链条中最低端的层次,风险最大而收入最低。但要想做到“支锅”,并不容易,仅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不认识几个能说得上话的官员趁早金盆洗手。 不是每次盗墓都会有所收获,挖墓三年颗粒无收,“支锅”支到破产者大有人在。 ——盗墓者语录
全民盗墓
地块之内,洛阳铲带出的泥土两步远一排,每排数百米长,或蜿蜒曲折,或两点一线,蔚为壮观。 满眼的新老盗洞让人根本无法数清,一些老盗洞的洞口插满树枝,为牧羊人担心羊跌入其中而为。 每一个新挖痕迹的盗洞口,基本上都有一大堆的灰烬,这是盗墓者晚上烤火留下的。一些盗洞口尚存盗墓者喝过的老白干酒瓶、烧鸡包装袋和被丢弃的破烂手套。随处可见的还有古人骸骨、墓砖及一些破碎陶片。 一个3米来高大冢的边上,现出一个新挖的盗洞。当地人都知道,这样的大冢肯定是古代王公贵族的墓葬,每一个都有编号,盗挖这样的墓葬比普通的贵族墓判刑更重,一般人不敢轻易打它的主意。 “这地快成练兵场了!”向导说。二人都是邙山脚下的农民,广义的邙山西起三门峡,沿黄河南岸绵延至郑州市北的广武山,长度200多公里。狭义的邙山,是指洛阳市以北,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 邙山陵墓群是目前最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面积达750平方公里,横跨七个县区,居民达20万之众。 在古墓葬最为集中的孟津县平乐镇、金村等乡村,自1980年代初盗墓风刮开之后,盗墓成了一些农民的第二职业。曾经的“盗墓家族”传承已随三次盗墓狂潮而淡化, “你可以随便打听,每一个村子,30岁到50岁,甚至可以提前到25岁的男人,最少有一半以上盗过墓或者正在盗墓。洛阳干这一行的人少说也得有一两万人。” 每年的秋天,是盗墓的黄金季节。玉米长到一人多高时,形成了一片天然的掩护屏障,盗墓者会掂着洛阳铲钻进青纱帐,如果碰到干活的农民就会递过去50元到200元,封口费普遍的行情是100元,很少有人拒绝接受或报警。 没有青纱帐的季节,盗墓大多只能在夜晚,毕竟这是个见不得光的行当。 东西挖出后回填盗洞,不影响农民种地,这是这些农民出身的盗墓者坚守的职业道德,也是无人耕种的荒地内盗洞密集的原因。 2010年3月的中国“两会”上,一些文物官员和专家痛心疾首地说:“全国盗墓大军人次远不止10万,已经形成产业化。”国家文物局则对外公布,近年来,中国文物流散到世界40多个国家大型博物馆的高达160万件。 大陆最为著名的四大盗墓基地,名列首位的即是洛阳,排在其后的分别是长沙、皖浙交界的东阳县和河南淅川。
合伙的盗墓者多为亲戚关系或要好朋友,以防同伙见财起意填堵洞口。但父子一起盗墓的情况很少,原因在于,这是个见不得光的行业。 盗墓小说中经常提及,盗墓业有条行规,盗墓得手后必须先把人拉上去才能再拉东西。记者接触的从业者称,这种行规是无效的,地面的人如果想独吞,完全可以先把盗洞封上,等下边的人死了再挖开取东西。因此才需要亲缘关系。 从1948年到1978年,盗墓在洛阳绝迹了30年,1980年代开始第一轮盗墓风潮时,老一代的盗墓者基本上大都已经五六十岁的年纪,干不动挖墓的活儿。他们往往亲临现场指导,新一辈的盗墓者从他们身上学来技术。 在洛阳盗墓业,流传“父亲不传儿子,舅舅传外甥”的江湖规矩,真正的盗墓世家很少,靠甥舅关系的传承较为普遍,另一种是同村邻居、本家叔伯教授下一代技术也常见。 盗墓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用炸药炸盗洞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发明者尚无法确定,大家的推断是受过年时燃放的“二踢脚”所启发,“二踢脚”向上爆发,而炸盗洞的炸药则是朝下爆发。 眼下,每次盗墓活动的人数由两人增加到了5人左右,分工更为明细,工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洛阳铲为例,原材料已经由原来的生铁升级为现在的锰钢,种类也十倍地增加细化:探汉墓要用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因嫌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有的洛阳铲已改用螺纹钢管,可半米上下层层相扣,通过螺丝口随意延长,不用时拆开放在双肩挎包里。 不少媒体报道说,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高科技技术已出现在近年的盗墓活动之中。 “挖墓不用学,慢慢练练就行了。”《凤凰周刊》记者接触的盗墓者并不认为其中有太高的技术含量。 他说,盗墓其实是不用看风水的,靠的是一寸一寸地探查。邙山的农田基本上被盗墓者的洛阳铲捅了无数遍。 对铲头带出的土壤结构、颜色和包含物辨别,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然后用钢钎找到墓的四角,框出墓的形状,在有陪葬品的墓室打下盗洞。 基本上,盗墓者勾勒出的古墓形状会和墓室的位置丝毫不差。 洛阳盗墓者的爆破技术堪称一绝。他们配制的炸药会在瞬间向下冲击,挤出一个可进人的盗洞,精准到直达墓室而不伤及里边的文物。通常情况下,几秒就完成。 待烟雾散尽,准备用绳子把掏宝贝者往下送时,需要一个手动的吹风机通过软管向下送风,防止缺氧窒息。一些影视作品中盗墓贼手持对讲机上下联络的情形,在洛阳则尚未出现过。 一种可能是,盗墓者进入墓室后发现已有人光顾,运气好的话,可能会取到别人不屑带走的物品,否则只能自认倒霉。 但有些盗墓者会重新进入已被自己洗劫的墓穴,探访上次盗墓后的遗珠。这种“二进墓”或“三进墓”,盗墓者称为“翻窝子”。
长沙把将盗墓者称为“土夫子”,盗墓链条中级别最高的称为“掌眼”,“掌眼”之下有众多具体负责盗墓的“支锅”,“支锅”下面是精通盗墓技术的“腿子”,“腿子”而下是出力干活的“下苦”。 而在洛阳,盗墓者的叫法只有支锅的和挖墓的(或称为下地的)。相同的是,一次盗墓活动多是五个人,分工有踩点、望风、掏洞、安炮眼和摸宝贝。 长沙盗墓者最底层的“下苦”,挖一个墓只能得到几百元或千元的报酬,哪怕老板收入达到千万。 而洛阳盗墓者则按人头平分,每个墓的东西值多少钱大家心中有数。行情10万元的文物,“支锅”只出8万元就可以,但如果太低,挖墓者就会选择卖给他人。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是双方能够再次合作的前提。有时也会遇到抢货的情形,即刚挖出的东西,有人过来,以比“支锅”更高的价钱买走。抢货者除了出价之外,一般应有相当实力。 宋老大手下得力的“支锅”汤富顺,以前即曾遭遇老三宋彦庆“抢锅”。1996年,洛阳大力王村人挖开隋朝王爷墓,汤富顺前往收购,文物上边开始用卫生纸缠起来,正准备付钱时,宋家老三带着人和枪来了,汤富顺吓跑了,东西被老三收走。后来汤富顺在洛阳混不下去,投靠了宋老大。 “支锅”将文物卖给贩子后,利润就能成十上百倍地翻了。从字面即可理解,“支锅”是个出资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在未挖出文物之前,他要负责提供盗墓者的所有开支,包括吃饭、抽烟、喝酒及购买设备的费用。通俗地讲,“支锅”是每一次盗墓活动的负责人,类似于建筑工程的包工头。 如果盗掘得当,“支锅”的利润相当丰厚。以唐墓为例,墓中的陪葬品一般是十大件:两匹三彩骆驼、两匹三彩马、两个文官俑、两个仕女俑和两个镇墓兽。这一套文物如果完整,价值在数百万元。 “支锅”者只出钱,不直接去现场盗墓,但想要把锅支起来,仅仅有钱远远不够,更需要有深厚人脉背景,待自己的手下被抓时,能够在第一时间有人为自己说话,三两天内让被抓者获释。否则没人愿意跟,或者只盗一个墓就被判刑了。 因此,在“支锅”的关系网中,公安局领导和刑侦队长、缉私队长和派出所长至关重要。 在没有关系的地面盗墓,必须有人守在派出所门口,警车一出门就能打电话报信。与“支锅”交好的警察,即便在不得已出警的情况下,也会找机会假装抽烟,头扭到一边,大喝一声,都不准跑!待到盗墓者踪影皆无时再回头。 经常上演的有一种场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两拨盗墓者在一块田地里不期而遇,第一句话肯定是先问对方的“支锅”是谁,如果相互知名,相安无事各挖各的。 并不是所有的“支锅”者都腰缠万贯,因为洛阳早已十墓九空,“支锅”支到破产,挖墓三年颗粒无收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也提高了“支锅”者的门槛。
洛阳经常出现这样一幕,某地一个藏家找到了洛阳的盗墓团伙,准备收购他们手中的文物,然后盗墓者领着藏家来到一个刚打好盗洞的古墓前,将其带入墓室中,把带着泥土的“文物”卖给对方。 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墓里根本不是真的文物,而是当代人做的高仿品。 洛阳的高仿,在中国非常出名。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是,1994年夏天,北京潘家园古玩交易市场上,冒出了一批北魏时期斑驳古旧的陶俑。 北京故宫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些陶俑就是北魏时期的陪葬品,文物价值极高,于是两家博物馆分别拨80万元和10万元专款抢救这批文物。 但潘家园的北魏陶俑却越买越多,而且价格越来越便宜。后来才知道,这些东西出自洛阳孟津县南石山村农民高水旺之手。 高水旺的仿制技术来自祖传,已经达到了专家鉴定和仪器测验都认为是真品的地步。这些仿制品在机场经过X光机的安检时,每秒能将釉面老化程度提早200年左右。多过几次光机,仿唐的就变成了仿汉的。通过三种X光照射,机器就再也鉴定不出来。 高水旺后来在村里开设了一家九朝文物复制品公司。该村能做出同样高仿文物的大有人在,二三十户农民办有高仿作坊。
高仿最初产生于从盗墓衍生而来的文物修复,这位夫妇即从盗墓行业“转产”。按照二人的说法,真正的高仿是完全按照盗墓者从墓中盗出的文物,按照一比一的比例,用古代的制作工艺制作,然后用化学物质进行做旧处理,无论是人和机器,都难辨别出来,这些高仿品通常能够出现在拍卖行和博物馆内。 为防穿帮,高仿不会批量制作,也不会出现在同一城市中。 绝大多数高仿文物多是按真品出手的。一些盗墓者和文物贩子同高仿制作者形成一条行规,高仿品做好后,先被拿走卖,变现后双方再按比例分成。如果被警方抓到,做高仿者就出面作证,证明所持的不是文物。 为了避免在出手前按照贩卖真文物被处罚,一些高仿品上会留下标记,比如年份,遇到盘查时马上就能证明这是工艺品而不是文物。到和买家见面前,用特殊手法就能抹去标记,很难看出痕迹。 曾暗访中国文物市场五年的收藏家吴树在《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说,目前国内文物市场是赝品的天下,保守估计赝品占到95%的比例。 这其中除了高仿本身,也需要前文所说的贩卖链条的配合,通过与贩卖者有合作的专家鉴定为真,随后堂皇进入国家博物馆或拍卖行。 知情者称,通过鉴定,不仅可以以假乱真,还可以以真充假。文物大案进入起诉阶段时,通常突生变故,当初办案机关请文物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往往会被推翻,新的鉴定机构会作出级别更低的鉴定。比如一级文物降为二级,二级降为三级,这样一来,嫌疑人的刑罚会减轻。 一个著名的掌故是,河南某地破获一起文物大案,抓捕了一名浙江文物贩子,但涉案的一件青铜器已被以34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南方某市的博物馆。警方把青铜器追回后不久,北京一鉴定机构作了此物为赝品的鉴定结论,意味着文物贩子只要缴纳足够的罚款就可以获释。 这时候,南方的博物馆闻讯赶到了公安局,说:“这样吧,反正赝品留你们手里也没用,我们再花340万把它买回去,然后再给你们加160万办案经费,一共500万元先放这儿,回头案子结了让我们把东西带走。” 谈及这段掌故,知情者忍不住再次啧啧称奇。他说,盗墓业的牵扯有多远,水有多深,这件事“能让你有点感觉”。
记者 杨桐 摄影 商华鸽 特约撰稿员 赵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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